甘坑战友邓发，龙岗丰碑铭记着他曾留下的一段历史。每当我站在那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抬头仰望着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事迹时，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慨和怀念。邓发是我们的战友，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即使岁月流转，时光荏苒，但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依旧鲜明。他的勇敢和无畏精神激励着我们，让我们铭记着他的优秀品质和不懈追求。愿邓发在天之灵得到安宁与祝福，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邓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7年了。1949年10月29日，两广纵队奉命进军珠江三角洲。11月4日，黄布团长和我率二团，从中山县前山攻击南屏并进抵湾仔，后来便留下一营在湾仔驻防，执行加强边防海防的任务。1950年2月的一天，一营营长邓发同志亲自率领一个小分队，出海执行剿匪任务，不幸遇难。

湾仔渔村人民为悼念此次遇难的七位烈士，建立了纪念碑。1977年12月，当地党委又重修了纪念碑，并邀请烈士生前的50多位老战友参加纪念会。当天上午，渔村人民及驻军几百人和我们一起，在纪念碑前默哀悼念。雪白的纪念碑矗立在村后的山坡上，背靠青山，面临大海。一阵阵哀乐悠悠地在渔村上空回荡，显得庄严而肃穆。纪念碑前悬挂着邓发同志的遗像，他在微笑着，双眼炯炯有神。这纪念会留给我很深的印象。1988年10月，我因事到湾仔一行，重到纪念碑前瞻仰凭吊，回来后作了一首诗：“渔村景色焕然新，楼影波光耀眼明。壮士魂兮来一叙，琴肴诗酒共嘤鸣。”

▲珠海湾仔风波山烈士陵园，邓发等七位烈士长眠于此 （网络图）

我开始认识邓发同志是在1942年。当时东江抗日游击总队成立主力中队“珠江队”，彭沃同志任队长，卢伟良同志任政委，我被调到那里任指导员。邓发是第一小队机枪班班长。邓发（1920年生）是宝安县柑坑（今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甘坑小镇）人，身体结实，两颊红润，性情豪放，讲话率直，从不拐弯抹角。和他在一起，你可以时常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在艰苦的日子里，这笑声也还是那么响亮，那么有感染力。

他能吃大苦耐大劳，充分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本色。有一次夜行军，机枪手有病，邓发除背自己的步枪外，还多扛了一挺机枪。这天晚上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一个劲走了60里。到达宿营地时我已感到很疲劳，但邓发一放下包袱就立即执行警戒任务，毫无倦色。我问他：“你背这么重的东西，走这么远路不觉得累么？”他微笑着说：“我当过长工，常干重活，一天要干十几个钟头。走这么点路算得什么！”

“算得什么！”这是他的口头禅。这句话表达了一个革命战士所具有的坚强性格和乐观主义精神。这句话是不简单的，但只有和他一起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人，才能充分领会这句话的内在分量。

当时我们的斗争环境是复杂而艰苦的。在我们面前是日寇汉奸的据点，而在我们背后却有虎视眈眈的国民党顽军。他们抗战外行，内战内行，专门乘机袭击我们的队伍。

1942年冬，有一天凌晨，我们驻在铁岗村的医疗所突然被他们包围袭击。他们残忍地开枪扫射突围的医护人员，有几个女同志被打死在路上。当我们赶到时，国民党匪徒已撤走。我们含着眼泪，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把这阶级仇恨深深铭刻在心里。

由于敌顽两面夹击，我们只能在宝（安）太（平）公路两边一条狭长的地带上活动。当时部队经济主要靠税站向游击区商人收点抗日捐税，所得很少。一天两顿饭只能吃个半饱。部队由于防备敌顽袭击，经常流动和露营，有时住在山上，有时隐蔽在蔗林里。在酷暑的夜间，蚊子嗡嗡叫，就像小战斗机似的轮番向我们袭击，因为没有蚊帐，只好盖上毯子蒙着头睡，闷得浑身大汗。为了备战，有时白天上山，要等夜间回到村子才能吃上第二顿饭。邓发对于这种艰苦日子，总是说着那句话：“这算得什么！”是啊，比起在日寇蹂躏下的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所受的大苦大难，我们这么一点艰苦又算得什么呢？

1943年，珠江队在彭沃队长和卢伟良政委的领导下，在宝安县沿海地区接二连三地消灭了一些伪军部队。在历次战斗中邓发都表现得很勇敢，最突出的是夜袭沙井的战斗，他率领第一小队的突击队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沙井是宝安县沿海的一个重镇，驻有伪和平建国军三十师的一个团。在离沙井几里地的新桥村还驻有日寇一个中队。这些敌伪军经常出动对我游击区扫荡抢掠。为了惩罚凶恶的敌人，打击其气焰以振奋民心，彭沃队长和卢伟良政委决定夜袭驻沙井的伪军，目标是歼灭敌一个步兵连和通讯排。这一战斗任务是艰巨的，不但因为要歼灭的敌人在力量上比我们强大，而且因为这是一场“虎口拔牙”的战斗，必须突然袭击并迅速解决战斗，不能有半点延误。只有发扬坚决勇敢、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才能取得胜利。这两位曾经当过红军干部的领导同志之所以敢做出这样大胆的决定，不但由于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胆识，而且是出于对这支队伍的充分信任。事实证明，珠江队的同志们没有辜负他们的信赖和期望。

5月26日晚上，我们成一路纵队穿过宝太公路，绕过新桥村日军据点，直趋沙井。第一小队在何通同志的率领下静悄悄地接近了敌岗哨，等待由邱特同志带领的第三小队先发动对敌步兵连的袭击。一会儿，第三小队那里打响了，何通马上命令向敌人攻击，邓发立即率突击队向敌哨兵直扑过去。敌哨兵打了两枪后连忙跑回营房。我突击队衔尾直追，冲进大门。这时候，几个敌人起来抵抗。一阵枪响，带头冲进大门的战士何恩进中弹跌倒。邓发左臂也负伤了，他感到一阵昏眩，鲜血从手臂上直流下来。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要么发挥突袭威力迅速压倒敌人，要么延误了时间，让敌人展开反击，把我们打出去。这将完全取决于突击队的勇气和决心。当时邓发立即卧倒，忍受着疼痛继续战斗。他左手不能动，便用牙齿咬开了手榴弹的保险栓，然后使劲扔出去。“轰隆”一声，手榴弹开了花，几个敌兵被炸倒在地。邓发等同志马上冲上去，大部分敌人不敢抵抗便缴械投降了。

第三小队那边，在邱特同志的指挥下，赵逢臣解决了敌哨兵后，带领突击队冲入敌营房，击毙了几个顽抗的敌军官，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战斗。从发动袭击到全歼敌人一个连加一个排，仅用了约20分钟的时间。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一个同志。等到附近的伪军出来增援时，我们的队伍已撤出战斗。同志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踏着淡淡的月色从容走上归程。

▲邓发的家乡甘坑村 （陈建平 摄）

1944年秋，珠江队已经发展壮大成为第三支队，邓发由于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被提升为第一大队大队长。1945年3月，彭沃支队长和我（时任支队政委）率领第三支队渡过东江，开进博罗，在罗浮山地区博西一带积极打击敌伪，并击退了顽军对罗浮山的多次进攻。

7月20日，顽军2000余人从公庄分两路向柏塘进攻。为了保卫罗浮山根据地和保证罗浮山会议的安全召开，第三支队英勇地进行了柏塘保卫战。第一大队在大队长邓发和政委王士光（王彪）的指挥下，坚决防守前沿阵地，打退顽军的多次冲锋。在左侧三棵松高地，小队长冼根和服务员丁顺，带领全小队28人坚守阵地，杀伤了大量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最后终因弹药耗尽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全小队除三人负伤先行撤出战斗外，其他全部壮烈牺牲了。顽军一度进抵柏塘，但因伤亡和消耗而迅速撤走，我们随即收复柏塘。第一大队在柏塘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是和大队领导的风范分不开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大举进攻东江解放区。纵队为了分散坚持斗争，以粉碎国民党消灭我军的阴谋，决定挺进九连山区，并调曾源同志（原第七支队政委，和平县人，曾在九连山区工作）任支队政委。我则改任副政委，仍兼政治处主任。10月15日，第三支队由镇隆北上到博罗。21日继续北上，中途多次与拦阻的国民党军队作战，11月1日胜利到达九连山区。

我们在九连山区，主要以分散活动的方式，与国民党军队作斗争。1946年年春，张新（第三大队大队长）和江鸥鸣（组织股长）两位同志，率领一个武工队，在九连山北麓的和平县与赣南交界的地方进行活动，与国民党军队打了几仗，张新负伤。为了加强这一线的活动，支队决定由我和邓发，接替张新和江鸥鸣率领这个武工队。从此，我便与邓发一起，率领这支30多人的武工队，在九连山的北麓活动。

九连山区的春天，细雨连绵，寒气袭人。我们没有棉衣，每人只有一张棉毯，夜间难以御寒，只得烧起篝火，围在火堆旁边睡眠。尽管生活这么艰苦，我们还是很乐观。我们讲了许多故事，谈了对时局的看法，也谈了对未来的憧憬。有一天，我们托山村的老乡到圩镇买东西，带来了一张包装用的报纸。大家便围着看起来。尽管国民党多方掩盖事实真相，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国民党军队已在华北受到八路军强有力的反击。这些消息使同志们感到非常兴奋。

我们虽然置身于葱葱郁郁的深山中，眼睛却已透过崇山峻岭看到了光辉胜利的未来。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邓发谈笑自如，若无其事，嘴边常挂着微笑，好像总是在说：“这算得什么！”是的，饥寒、困苦算得什么！国民党军的“围剿”又算得什么！我们就是这样迎着困难，坚持斗争，在九连和赣南山区度过了寒风彻骨的日日夜夜。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地区。这一带受过红军的影响，人民对我们是同情的；但由于国民党的残暴统治，群众怕受迫害，在一般情况下不敢接近我们。有一个山村，是从九连山挺进赣南的必经之地，我们几次想进村宿营都遭拒绝。村民们紧关寨门，说什么也不肯打开。我们只好住在村外。因此我们到赣南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做好宣传工作，扩大政治影响。

有一天，我们把队伍推进到龙南通南径的公路上，切断电线，在茶寮前面向过路的群众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大打内战、祸国殃民的罪行。当时由黎平同志（三大队教导员）带领六七个短枪队员，进行宣传工作并了解情况。我和邓发，带着配备一挺轻机枪和20多支步枪的三个班战士，占据着公路对面的小丘陵，以便掩护他们。

不一会，黎平急忙跑来报告，说刚才有一个中年男子，走到我们战士身边，小声地说：“同志，后面有一队白狗来了。”问他有多少人，他说大约20多人。我们果断地决定歼灭这支反动队伍，一面派出瞭望哨，一面部署伏击的火力。

不久，山上的瞭望哨用草帽打了三个圈。接着穿黄军服的一行人在公路转弯处出现了。他们押送着一批物资径直走向茶寮。“好啊！”邓发红光满面、高兴得叫起来了。他马上命令机枪扫射。刹那间，一阵弹雨把敌人打得失魂落魄，纷纷伏在公路旁的小河边，妄图顽抗。邓发大喊一声：“一二班的同志们跟我来！”接着便率领战士们冲向小河边，向敌人射击并投掷了一个手榴弹，终于迫使敌人举手投降。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敌人有几个被击毙，其余都当了俘虏。我们除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短枪七支外，还缴获到一批物资，其中有一大箱刚从银行拿出来的崭新钞票，共有700万元（当时猪肉市价约四元一斤）。本来这几天事务长身上只剩下几天的伙食费了，大家都在发愁。当天早上出发时，我对大家说：“我们要大胆活动，天无绝人之路。”果然一出公路，便大有所获。

“谢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我们正缺少的东西，他马上给送来了，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同志们在归途中高声谈笑和唱起歌来。

这次伏击战是我们挺进赣南的第一仗，虽然不算什么大胜仗，但它不但扩大了部队的政治影响，振奋了部队的士气，而且大大补充了我们的经费，为坚持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邓发就是这样，常常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以他英勇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大家去夺取胜利。

珠江三角洲解放后，邓发率领一营，驻防于湾仔一带。当时万山群岛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的炮舰还在海面活动，武装匪徒常在海上走私和对渔民抢掠。为了巩固海防边防保护渔民，邓发时常亲自带领部队，驾着帆船在附近海面巡逻。

1950年2月的一天，邓发接到通知：有一股国民党残匪准备在海面活动。他马上和副连长邓醒一起，率领六个同志，带着一挺重机枪乘小型帆船出海去了。他们冒着严寒，在附近岛上隐蔽了一天一夜未见动静。后来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回来执行另一项战斗任务。次日下午，他们启程向驻地返回。这天黄昏，突然刮起六级强风，海上波涛汹涌，小船经不起风吹浪击，被打沉了。邓发等八位同志奋力泅水，除一人后来获救外，其他全部遇难。南海的惊涛骇浪无情地把他们吞噬了。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邓发同志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惜。他的人生路程是较短暂的，但他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气质、精神和品格，却长留在人们心中，经久不灭！

▲邓发的亲人，如今都住在甘坑新村 （陈建平 摄）

——原载于《南北征战录》，1998年10月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陈一民主编，王曼、何小林副主编

作者简介

陈一民(1922——2005），广东潮州人，泰国华侨。1936年在泰国中华中学读书。是年冬回广州复旦中学读高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转到香港华侨中学读书。1937年至1938年，参加香港学生赈济会的抗日救亡运动，任中环段委员会总务。1938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东江流动歌剧团”政治指导员，随团巡回于东江游击区，宣传抗日。1939年8月转入部队工作，历任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第三中队政治指导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创建、恢复和巩固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调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珠江队政治指导员，后任东江纵队宝安大队政治委员、第三支队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

1946年6月，随东江纵队北撤，先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指导员、教导支队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第二团政治委员，参加豫东、莱芜、济南、淮海等战役。1949年秋南下参加解放广东战役。

1950年9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第一团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珠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中山县委委员。1952年任炮兵五师政治部主任、洛阳炮兵预备学校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任沈阳炮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炮兵第三研究所政治委员。1964年6月转业后，历任广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州市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离休。2005年5月逝世。

编辑：陈建平

校对：张红勤

审核：康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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